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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旻:西方人的诚信 - 契约精神
2016-03-09 1724

契约精神就是诚实的信守规则。但中国的文化往往在乎聪明,在乎变通,在乎兵不厌诈。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活生生地违反契约。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这是赛马的规则,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这是典型的不讲规则;但却被中国人当做最经典的案例来崇拜。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更是蕴含了对规则的轻蔑。


有一天,我从北京赶回来,夜深了,在无锡站打的回家。



一路上,和出租司机闲聊。出租司机每天接触的人最多,天南海北,无所不包,成就了这个职业人员广阔的知识面和深刻的批判性。



我很喜欢听出租司机胡侃,老实话,北京的出租司机都不亚于纵横捭阖的演说家,一不小心某个司机就是八旗子弟的没落贵族。有一次,我打的去清华大学,我说从西南门进去,司机信心满满的说其他门也可以进,结果那一天其他门不让进。最后只能绕道西南门进去。下车时,48元打车费司机只收了我40元,并再三向我表示歉意,说耽误了我的时间,不好意思。这就是首都司机的风度。



那天路上,聊着聊着,司机突然问了一个困惑他很久的问题,说,外国人让人搞不懂。



也许是害怕中国人按照计时器收费绕远道,外国人打的都先谈价格。



司机当然都喜欢宰老外,明明很近的地方,就蒙老外千儿八百的,老外也好骗。一开始,司机不好意思,反复绕圈子,后来,干脆不绕圈子了,一会儿就送到位。只要约定在先,老外照样给钱,不折不扣,无怨无悔。



而一旦你说定了价格,譬如路上遇见施工,你不得不绕道,结果跑了很多冤枉路,大大超过了事先约定的价格。事实明明摆在那里,但你想老外增加一个子儿,也是门都没有。



司机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外国人这样。



我心头一震,见多识广的司机居然也不知道,这就是西方人的契约精神!

岂止司机,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人知道遵守契约精神呢?



有一次我们外出旅游,晚饭前我和朋友与两位领导玩牌,结果我们输了一局,愿赌服输,乖乖一个人拿出100元,晚上买零食。第二天,我和朋友大获全胜,那两个领导却拍拍屁股走人了,毫无赧颜之色。我和朋友面面相觑。这可是知识分子啊。



最后,我们得出结论,中国人普遍缺乏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源自西方宗教中的立约,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其产生与宗教密不可分。



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契约精神,首先表述在“神人立约”上。耶稣降生之后,上帝与人重新确立“新约”,把过去上帝与犹太人订立的称之为“旧约”。这种契约精神经犹太教、基督教的弘扬开来,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



契约是西方文明的基石,进而又成为西方商业文明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契约代表着商业关系双方的承诺,信用与契约紧密关联。契约精神保证了商业文明的发展,商业文明又强化了契约精神。



正是这种契约精神,孕育了西方人的“诚信”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契约精神本质上就是诚信精神。只有交易双方都能诚实守信,履行合约不折不扣,才能确保交易安全,社会稳定和谐。


那么,中国人为何没有契约精神呢?



首先是中国人普遍缺少宗教信仰。没有一个高悬头顶的神明,这就失去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监督者,失去了一个保证契约正常履行强大的中间人,一切只能靠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令,何其难也。



其次,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限制。契约精神产生于人神约定,孕育于商品交易。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而且,中国历代都是重农轻商,对商持贬抑态度,商品交易极为贫乏。偶有商品交易,也常常在熟人世界中运行,陌生人交易所需要的契约精神自然很难产生。



最要命的是,中国在于变通的文化基因。契约精神就是诚实的信守规则。但中国的文化往往在乎聪明,在乎变通,在乎兵不厌诈。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活生生地违反契约。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这是赛马的规则,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这是典型的不讲规则;但却被中国人当做最经典的案例来崇拜。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更是蕴含了对规则的轻蔑。



宋定伯卖鬼中,鬼对人遵守契约,以诚相待,背着人走路,一是一,二是二。宋定伯却套鬼的话,问鬼怕什么。鬼和盘托出:惟不喜人唾。最后的结果就是宋定伯把口水吐到鬼身上,鬼化身为一只羊,宋定伯骗鬼卖鬼,得了五百钱。如此践踏契约的行为,却一直被我们奉为英雄,千载之下,让人们钦佩不已。



笑星赵本山的《卖拐》三部曲,愣是把一个好好的人忽悠瘸了,还引起了全民的狂欢,连续三年,一浪高过一浪,从卖拐,到卖担架。这哪里像一个正常的礼仪的民族,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忽悠带着一大群小忽悠的群氓时代。



艺术都是生活的真实反映。



2008年10月,佳士得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中国籍男子蔡铭超以总计3149万欧元成功竞拍。但此后,蔡铭超多次高调表示绝不会付款,只是要让这次竞拍流拍。蔡铭超的行为,赢得国内网民的民族英雄的山呼海啸,但也让世界舆论哗然。



爱国固然没错,但以破坏契约的方式来爱国,而且举国赞同,对国家信誉的损害却也不能说不大。因为社会不讲契约,导致中国的诚信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的基本判断是社会无契约,教育没诚信。教育中的诚信不可能白手起家,凭空建造。退一万步,就算这样的诚信建立起来了,将来孩子们走上社会,也会不断碰壁,以致头破血流,惨不忍睹。



诚信的建设一定要以制度来保障,要有巨大的惩罚措施,使得不诚信的人所失大于所得,而且总是如此,人们就会选择诚信。也就是说,最初,诚信只是一种选择,久而久之,诚信会成为一种道德。



其实西方人并不比我们守信,而是不遵守信用的代价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没有诚信的西方人简直寸步难行,生不如死。这就迫使他们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诚信。对西方人来说,失去信用,就是失去精神生命,这两者没什么区别。

我曾经带队去美国,发现很多美国家庭都希望中国孩子住在自己家,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为了获得一些费用,后来才明白,她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信用。因为帮助外籍人员,宣扬美国形象,这些家庭将会在社区里获得一些信用积分。这些信用对外国人至为重要。银行贷款,融资,租赁什么的,都需要信用来保障。



譬如美国的校车司机就是一个大美差,只能由根红苗正的人担任,因为责任重大,美国的校车司机信用指数极高,非常受人尊重。在美国做校车司机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常常是世袭。套用前总理的一句话,信用比黄金还宝贵。



我看三国,最不喜欢的人就是诸葛亮,在荆州这件事情上,诸葛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何尝有过一点点契约精神?



其实,我们曾经也有过伟大的契约精神。比如尾声,为了守候自己的女人,为了一个约定,他在桥柱下等待,结果洪水来了。但尾声为了守护对自己女人的承诺,抱住柱子不走,最终被大水淹死。伟大的诗人李白也为之感叹: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但后世之人却常常嘲笑尾声。这是普天之下最大的傻瓜。其实历史上还有一个更值得敬重的人,他就是宋襄公。


当年宋楚争霸,爆发了著名的泓水之战。楚强宋弱,但宋军先在泓水北岸占据有利地形。等到楚军正渡过一半泓水时,子鱼赶紧向宋襄公请示:“敌众我寡,敌人刚刚渡过一半河流,此时出击,一定能大获全胜,请允许我攻击。”



宋襄公看了看:不行,趁人之危,打不得。子鱼遵命,只好眼睁睁看着敌人过河而来。等楚军过了河,还没来得及排成列。子鱼心急火燎,又建言攻打。宋襄公说,还不行,继续等着。



直到楚军排好兵布好阵,宋襄公才下达攻击的命令。宋军失去时机,根本不是对手,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差点丧命。但宋襄公却并不后悔,因为他遵守了公平作战的契约。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翻译过来就是,“品德高尚的人,不能使受伤的敌人再次受伤,不捉拿头发有黑白两色的老人。古代作战的人,不凭借险要之地。我虽然是亡国者的后代,但也绝不攻击没有排成队列的敌人。”



毛主席点评宋襄公这么说: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之所以我们全民嘲弄尾声和宋襄公,乃是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太会算计了。中国人更崇尚的是“聪明”,而不是诚信。我们向来缺乏契约文化,自然也缺少诚信基因。



如果在西方,宋襄公的命运会截然不同。公元1135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孙亨利二世都有望继位。结果斯蒂芬捷足先登,抢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干了,就在欧洲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来攻打斯蒂芬。由于亨利二世经验不足,仓促出兵,等大军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仗还没打,钱就花完了,粮也吃完了。大军饥肠辘辘,非常被动。



亨利二世于是给敌人斯蒂芬写了一封求援信,说我在攻打你的时候,准备不周,现在一没钱二没粮,您能不能给我一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大笔钱。



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准备充足了,发动了第二次战争来争夺王位。这一次,亨利二世大获全胜。但亨利二世居然和斯蒂芬签订盟约,说国王还是你继续干,只需立我为太子,一旦您百年之后,王位由我继承。于是,彼此皆大欢喜。这哪里像是打仗,这简直就是中国人过家家,但这就是伟大的契约精神,骑士精神。但伟大的契约精神的真正实现,还必须要有一个高贵的对手,契约双方应该是对等的,不能有一方失衡,否则这个体系就会坍塌。



我常常会想起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我承认甘地的隐忍牺牲精神的伟大;但我同时也极为佩服英国殖民者,他们是合格的称职的高素质的对手。



甘地的“非暴力”实质是以吃苦隐忍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否则,你对他“非暴力”,他却总是对你“暴力”,结果可想而知。



甘地一生共绝食16次,其中针对政府的几乎每一次都使英国统治者大为惶恐,不得不让步。但在这种“让步”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人的生命观念”在转变,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甘地的绝食不是“示威”给英国人,而是希特勒,是斯大林,其结果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宋襄公的可悲之处在于他没有遇到一个更加高贵的对手,他的公平作战只是便宜了小人。中国偶尔闪过的一些契约精神,一下子就消失殆尽了。



偶然读到美国的这个故事,我的心一下子就柔软了。

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畔,离美国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 100米处,有一座孩子的坟墓。在墓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1797年7月15日,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便在落崖处给孩子修建了一座坟墓。



后因家道衰落,这位父亲不得不转让这片土地,他对新主人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新主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契约。100年过去后,这片土地辗转卖了许多家,但孩子的坟墓仍然留在那里。



1897年,这块土地被选为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而孩子的坟墓依然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了格兰特陵墓的邻居。



又一个100年过去了,1997年7月,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100周年时,当时的纽约市长来到这里,,在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坟墓,并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那份延续了200年的契约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这就是伟大的契约精神。



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的,每个人都是一块小小的泥土,连缀起整个大陆。人来到这世间,作为社会的高级动物,是订有契约的:物质利益的来往,有法律的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约。诚信,实质上就是一种精神契约。遵守契约的人是明智的,信守契约的人是高贵的。懂得为自己的契约买单,实质上是给自己的人格保险。



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得黄金万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所谓的一诺千金,可是,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整个民族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温存和诚信呢?



而最要命的是,契约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次建立。犹如精美的瓷器,可贵的东西总是易碎的。还是那个残酷的寓言说得好,说谎的孩子,选择了不诚信,就只能被狼吃掉。


契约精神就是诚实的信守规则。但中国的文化往往在乎聪明,在乎变通,在乎兵不厌诈。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活生生地违反契约。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这是赛马的规则,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这是典型的不讲规则;但却被中国人当做最经典的案例来崇拜。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更是蕴含了对规则的轻蔑。


有一天,我从北京赶回来,夜深了,在无锡站打的回家。



一路上,和出租司机闲聊。出租司机每天接触的人最多,天南海北,无所不包,成就了这个职业人员广阔的知识面和深刻的批判性。



我很喜欢听出租司机胡侃,老实话,北京的出租司机都不亚于纵横捭阖的演说家,一不小心某个司机就是八旗子弟的没落贵族。有一次,我打的去清华大学,我说从西南门进去,司机信心满满的说其他门也可以进,结果那一天其他门不让进。最后只能绕道西南门进去。下车时,48元打车费司机只收了我40元,并再三向我表示歉意,说耽误了我的时间,不好意思。这就是首都司机的风度。



那天路上,聊着聊着,司机突然问了一个困惑他很久的问题,说,外国人让人搞不懂。



也许是害怕中国人按照计时器收费绕远道,外国人打的都先谈价格。



司机当然都喜欢宰老外,明明很近的地方,就蒙老外千儿八百的,老外也好骗。一开始,司机不好意思,反复绕圈子,后来,干脆不绕圈子了,一会儿就送到位。只要约定在先,老外照样给钱,不折不扣,无怨无悔。



而一旦你说定了价格,譬如路上遇见施工,你不得不绕道,结果跑了很多冤枉路,大大超过了事先约定的价格。事实明明摆在那里,但你想老外增加一个子儿,也是门都没有。



司机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外国人这样。



我心头一震,见多识广的司机居然也不知道,这就是西方人的契约精神!

岂止司机,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人知道遵守契约精神呢?



有一次我们外出旅游,晚饭前我和朋友与两位领导玩牌,结果我们输了一局,愿赌服输,乖乖一个人拿出100元,晚上买零食。第二天,我和朋友大获全胜,那两个领导却拍拍屁股走人了,毫无赧颜之色。我和朋友面面相觑。这可是知识分子啊。



最后,我们得出结论,中国人普遍缺乏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源自西方宗教中的立约,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其产生与宗教密不可分。



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契约精神,首先表述在“神人立约”上。耶稣降生之后,上帝与人重新确立“新约”,把过去上帝与犹太人订立的称之为“旧约”。这种契约精神经犹太教、基督教的弘扬开来,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



契约是西方文明的基石,进而又成为西方商业文明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契约代表着商业关系双方的承诺,信用与契约紧密关联。契约精神保证了商业文明的发展,商业文明又强化了契约精神。



正是这种契约精神,孕育了西方人的“诚信”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契约精神本质上就是诚信精神。只有交易双方都能诚实守信,履行合约不折不扣,才能确保交易安全,社会稳定和谐。


那么,中国人为何没有契约精神呢?



首先是中国人普遍缺少宗教信仰。没有一个高悬头顶的神明,这就失去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监督者,失去了一个保证契约正常履行强大的中间人,一切只能靠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令,何其难也。



其次,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限制。契约精神产生于人神约定,孕育于商品交易。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而且,中国历代都是重农轻商,对商持贬抑态度,商品交易极为贫乏。偶有商品交易,也常常在熟人世界中运行,陌生人交易所需要的契约精神自然很难产生。



最要命的是,中国在于变通的文化基因。契约精神就是诚实的信守规则。但中国的文化往往在乎聪明,在乎变通,在乎兵不厌诈。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活生生地违反契约。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这是赛马的规则,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这是典型的不讲规则;但却被中国人当做最经典的案例来崇拜。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更是蕴含了对规则的轻蔑。



宋定伯卖鬼中,鬼对人遵守契约,以诚相待,背着人走路,一是一,二是二。宋定伯却套鬼的话,问鬼怕什么。鬼和盘托出:惟不喜人唾。最后的结果就是宋定伯把口水吐到鬼身上,鬼化身为一只羊,宋定伯骗鬼卖鬼,得了五百钱。如此践踏契约的行为,却一直被我们奉为英雄,千载之下,让人们钦佩不已。



笑星赵本山的《卖拐》三部曲,愣是把一个好好的人忽悠瘸了,还引起了全民的狂欢,连续三年,一浪高过一浪,从卖拐,到卖担架。这哪里像一个正常的礼仪的民族,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忽悠带着一大群小忽悠的群氓时代。



艺术都是生活的真实反映。



2008年10月,佳士得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中国籍男子蔡铭超以总计3149万欧元成功竞拍。但此后,蔡铭超多次高调表示绝不会付款,只是要让这次竞拍流拍。蔡铭超的行为,赢得国内网民的民族英雄的山呼海啸,但也让世界舆论哗然。



爱国固然没错,但以破坏契约的方式来爱国,而且举国赞同,对国家信誉的损害却也不能说不大。因为社会不讲契约,导致中国的诚信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的基本判断是社会无契约,教育没诚信。教育中的诚信不可能白手起家,凭空建造。退一万步,就算这样的诚信建立起来了,将来孩子们走上社会,也会不断碰壁,以致头破血流,惨不忍睹。



诚信的建设一定要以制度来保障,要有巨大的惩罚措施,使得不诚信的人所失大于所得,而且总是如此,人们就会选择诚信。也就是说,最初,诚信只是一种选择,久而久之,诚信会成为一种道德。



其实西方人并不比我们守信,而是不遵守信用的代价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没有诚信的西方人简直寸步难行,生不如死。这就迫使他们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诚信。对西方人来说,失去信用,就是失去精神生命,这两者没什么区别。

我曾经带队去美国,发现很多美国家庭都希望中国孩子住在自己家,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为了获得一些费用,后来才明白,她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信用。因为帮助外籍人员,宣扬美国形象,这些家庭将会在社区里获得一些信用积分。这些信用对外国人至为重要。银行贷款,融资,租赁什么的,都需要信用来保障。



譬如美国的校车司机就是一个大美差,只能由根红苗正的人担任,因为责任重大,美国的校车司机信用指数极高,非常受人尊重。在美国做校车司机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常常是世袭。套用前总理的一句话,信用比黄金还宝贵。



我看三国,最不喜欢的人就是诸葛亮,在荆州这件事情上,诸葛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何尝有过一点点契约精神?



其实,我们曾经也有过伟大的契约精神。比如尾声,为了守候自己的女人,为了一个约定,他在桥柱下等待,结果洪水来了。但尾声为了守护对自己女人的承诺,抱住柱子不走,最终被大水淹死。伟大的诗人李白也为之感叹: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但后世之人却常常嘲笑尾声。这是普天之下最大的傻瓜。其实历史上还有一个更值得敬重的人,他就是宋襄公。


当年宋楚争霸,爆发了著名的泓水之战。楚强宋弱,但宋军先在泓水北岸占据有利地形。等到楚军正渡过一半泓水时,子鱼赶紧向宋襄公请示:“敌众我寡,敌人刚刚渡过一半河流,此时出击,一定能大获全胜,请允许我攻击。”



宋襄公看了看:不行,趁人之危,打不得。子鱼遵命,只好眼睁睁看着敌人过河而来。等楚军过了河,还没来得及排成列。子鱼心急火燎,又建言攻打。宋襄公说,还不行,继续等着。



直到楚军排好兵布好阵,宋襄公才下达攻击的命令。宋军失去时机,根本不是对手,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差点丧命。但宋襄公却并不后悔,因为他遵守了公平作战的契约。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翻译过来就是,“品德高尚的人,不能使受伤的敌人再次受伤,不捉拿头发有黑白两色的老人。古代作战的人,不凭借险要之地。我虽然是亡国者的后代,但也绝不攻击没有排成队列的敌人。”



毛主席点评宋襄公这么说: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之所以我们全民嘲弄尾声和宋襄公,乃是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太会算计了。中国人更崇尚的是“聪明”,而不是诚信。我们向来缺乏契约文化,自然也缺少诚信基因。



如果在西方,宋襄公的命运会截然不同。公元1135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孙亨利二世都有望继位。结果斯蒂芬捷足先登,抢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干了,就在欧洲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来攻打斯蒂芬。由于亨利二世经验不足,仓促出兵,等大军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仗还没打,钱就花完了,粮也吃完了。大军饥肠辘辘,非常被动。



亨利二世于是给敌人斯蒂芬写了一封求援信,说我在攻打你的时候,准备不周,现在一没钱二没粮,您能不能给我一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大笔钱。



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准备充足了,发动了第二次战争来争夺王位。这一次,亨利二世大获全胜。但亨利二世居然和斯蒂芬签订盟约,说国王还是你继续干,只需立我为太子,一旦您百年之后,王位由我继承。于是,彼此皆大欢喜。这哪里像是打仗,这简直就是中国人过家家,但这就是伟大的契约精神,骑士精神。但伟大的契约精神的真正实现,还必须要有一个高贵的对手,契约双方应该是对等的,不能有一方失衡,否则这个体系就会坍塌。



我常常会想起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我承认甘地的隐忍牺牲精神的伟大;但我同时也极为佩服英国殖民者,他们是合格的称职的高素质的对手。



甘地的“非暴力”实质是以吃苦隐忍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否则,你对他“非暴力”,他却总是对你“暴力”,结果可想而知。



甘地一生共绝食16次,其中针对政府的几乎每一次都使英国统治者大为惶恐,不得不让步。但在这种“让步”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人的生命观念”在转变,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甘地的绝食不是“示威”给英国人,而是希特勒,是斯大林,其结果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宋襄公的可悲之处在于他没有遇到一个更加高贵的对手,他的公平作战只是便宜了小人。中国偶尔闪过的一些契约精神,一下子就消失殆尽了。



偶然读到美国的这个故事,我的心一下子就柔软了。

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畔,离美国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 100米处,有一座孩子的坟墓。在墓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1797年7月15日,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便在落崖处给孩子修建了一座坟墓。



后因家道衰落,这位父亲不得不转让这片土地,他对新主人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新主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契约。100年过去后,这片土地辗转卖了许多家,但孩子的坟墓仍然留在那里。



1897年,这块土地被选为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而孩子的坟墓依然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了格兰特陵墓的邻居。



又一个100年过去了,1997年7月,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100周年时,当时的纽约市长来到这里,,在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坟墓,并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那份延续了200年的契约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这就是伟大的契约精神。



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的,每个人都是一块小小的泥土,连缀起整个大陆。人来到这世间,作为社会的高级动物,是订有契约的:物质利益的来往,有法律的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约。诚信,实质上就是一种精神契约。遵守契约的人是明智的,信守契约的人是高贵的。懂得为自己的契约买单,实质上是给自己的人格保险。



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得黄金万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所谓的一诺千金,可是,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整个民族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温存和诚信呢?



而最要命的是,契约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次建立。犹如精美的瓷器,可贵的东西总是易碎的。还是那个残酷的寓言说得好,说谎的孩子,选择了不诚信,就只能被狼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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