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入党时就认识到，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我苗实觉得，陈云这个话，极有可能是这样，不是永远不结婚，而是自始至终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就本人而言，我虽然在选择走治学之路时没有说，或者当时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治学。”但是，却切切实实在后来的学习研究生活中这样做了。当然，我除了把治学自始至终放在第一位，还与陈云有点不同，我极有可能就如同陈岱孙先生那样不结婚，一生保持独身了。记得，南怀瑾先生说过，一个知识分子，为了什么读书，不是为了自己吃饭，是为了对社会对国家能有所贡献……不管在安定的时代，或变乱的时代，如果没有贡献，没有尽到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就是可耻。可以说，这个信念在我苗实心中已经扎根很久了。而且，我也确实做到了，还要继续做下去。过去，有些人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寻求甚至放弃正式工作而专注于独立经济研究，并在网络上大量发表自己的文章，就是因为自己认同南师对知识分子这个定位。或者，至少可以这样说，知识分子主要是为了对社会对国家能有所贡献，而所谓的饭碗是次要问题，前者是本，后者是末。如果知识分子仅仅为了自己的饭碗，对社会对国家无所贡献，甚至丧失良知，对社会对国家有所损害，那就是无异于舍本逐末了。当然，这个信念，在某些人眼中极为荒唐可笑，他们认为，一个知识分子，连自己的饭碗都端不上端不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相反的一方，坚持认为，知识分子是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屋。注意了，这个扫一屋与扫天下的争论，牵涉到一个历史人物陈蕃。现在，网络上有两个版本。【A版本】东汉时有一少年名叫陈蕃，自命不凡，一心只想干大事业。一天，其友薛勤来访，见他独居的院内龌龊不堪，便对他说：“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他答道“大丈夫处世，当扫天下，安事一屋？”薛勤当即反问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陈蕃无言以对。A方认为，陈蕃欲“扫天下”的胸怀固然不错，但错的是他没有意识到“扫天下”正是从“扫一屋”开始的，“扫天下”包含了“扫一屋”，而不“扫一屋”是断然不能实现“扫天下”的理想的。老子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荀况《劝学篇》里说，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前苏联革命导师列宁也说过，人要成就一件大事，就得从小事做起。以上这些至理名言，都充分体现了“扫天下”与“扫一屋”的哲学关系，说明了任何大事都是由小事积累而成的道理。“莫以善小而不为”，“善”再小，也只有积善才能成德。这里，表面意思是说一个房间都不去打扫，以后又凭什么平定天下呢？其实告诫我们成大事者，需要从小事做起，脚踏实地，头顶青天，踏踏实实地做好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小事做多了就成大事了。【B版本】权威人士指出，薛勤是陈藩他父亲的朋友，陈蕃被长辈教训后很不服气，结果硬是没有打扫屋子，但后来依然担当了太守、太尉、太傅等职，扫了天下，所以小朋友应该向陈蕃学习，坚定自己的信念，不要轻信老人言，否则即便吃亏不在眼前，将来也会后悔莫及。然而，经过进一步考证就会发现其中的真相。这个故事最初出自《后汉·陈王列传》，原文如下，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也。祖河东太守。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原文中，并无“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文句，可见这句话是后人篡入的，而古代史籍中用“奇之”表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觉，一般都是褒扬的意思，可见蒋勤对不扫屋的陈蕃，是觉得这小子志向高远，持正面态度。所以，陈蕃就更没理由改变其作风了，不扫地是必然的。B方认为，我们不能在做大事的时候被小事给束缚手脚，如果扫一屋就能扫天下，那我们都能扫天下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好钢用在刀刃上，将自己的关注点放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苗实认为，万事，功到自然成，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就应该专注自己所谓的大事，而不是分散精力去干类似迎来送往和油盐酱醋这些小事。譬如，专门做独立经济研究，就是独立经济学家心中的大事，其他事都是小事。那么，无论是首先由一个小学生成为大学生，其次由一个大学生成为独立经济学家，还是最后由一个独立经济学家成为著名经济学家，任何一个环节或过程，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专门精力去深入学习和潜心钻研，如果这个专门精力不能足够保证，都难以济事。也就是说，专门精力投入不够的话，或者永远不能成为大学生，或者永远不能成为独立经济学家，或者永远不能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就会出现半途而废的窘境。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是极其有限的，生命是极其短暂的，兴趣是极其难得的，必须术业有专攻，是集中精力一辈子打一口有水吃的深井，而不是四处乱挖，结果都是些无水吃的干井。老人常讲，狗占八堆屎，堆堆吃不香，就是这个道理。在经济学上，最讲究分工与专业化，同样是这个道理。历史上那个陈蕃，兴趣在治国，现实中也当了官，那就是人尽其才。可以说，他有治国的志向，并且运用专门精力来首先学习研究治国之道，在这种前提下，如果不让他去当官，而是分散他的精力去应付一大堆芝麻小事，那他的志向就实现不了，只能落个怀才不遇。而且，像陈蕃这种治国人才，如果不让他当官，而是让他从事其他，显然就是大材小用，杀鸡用个宰牛刀，实在太可惜了。再譬如，一个读读写写半辈子，并且以独立经济研究为职业的书生，你如果不创造条件让他继续独立经济研究，而让他从事别的不相干职业，那实在就是浪费人才，暴殄天物。再者，一个独立经济学家，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才，可谓时代脊梁，难能可贵，应该万分珍惜才是。试看偌大中国，独立经济学家屈指可数。在这里，说一下我的一个可能错误的想法，即任何经济研究都是有利益导向。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即《资本论》）是无产阶级利益导向，倾向于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研究（即《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利益导向，倾向于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中国，独立经济学家的研究是体制外利益导向，倾向于改革开放以实现体制外集团的利益；御用经济学家的研究是体制内利益导向，倾向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实现体制内集团的利益。甚至不客气地说，经济学家几乎都是走狗，区别就是，或是政治家的走狗，或是资本家的走狗，或是人民的走狗罢了。对于这一点，国内某些经济学家也坦承，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除了有科学性的华丽面孔，还有阶级性的真实心灵。当然，这个看法极有可能相当幼稚，学界同仁可以商榷。《后汉书》评价陈蕃，说他“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故道远而弥厉”，并且认为“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闲，数公之力也”，陈蕃就算一位。这足以说明，扫天下和扫一屋完全不相干。人的精力有限，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人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好，如果把精力都放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则很难在重要的事情上有所作为。历史上还有唐代的马周，贞观十一年，他向唐太宗李世民进谏：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唯在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是国之常事，要当人有馀力，而后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竟以资寇，积之无益也。什么意思呢？国家兴与亡，一切看百姓的苦与乐，而不是看国库存储的多少。隋朝仓库里堆得满满的，结果成为李密、王世充造反的资本。如果当初没有如此丰满的仓库，李密、王世充靠什么作乱？国家积累，是必要的，但必须量百姓之力而行。赋税太重，是不行的。据百度百科介绍，就像今天的许多北漂族一样，马周这个山东汉子，一路风餐露宿，“西漂”到人才济济的长安，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为国家干一番大事。无奈他一无政治靠山，二无显赫家世，三无财势后援，到了京城，囊中羞涩，举目无亲，穷困潦倒，心里很有一些“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惆怅。贞观三年，天下大旱，严重的灾情已危及国计民生。唐太宗忧心如焚，多次率百官求雨并极为虔诚的谴责自己。太宗求天不应，便召集群臣商量对策。他宣布，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要指出朝廷政令的得失，并提出几条具体的意见。这可难坏了武将常何，他回到府中，愁眉不展。正好家中一位名叫马周的落魄朋友，漫游到长安，借住在他的府中。得知了常何的为难之事，马周不假思索，伏在案上，洋洋洒洒地向朝廷提了二十多条建议，文辞非常优美。次日早朝，常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奏疏呈现给太宗。太宗一看，这些建议有根有据，切中时弊，确属可行，但武夫常何决非有这神来之笔，便问他是何人所写。常何告诉太宗为马周所写。太宗又问马周是何样之人，常何便向太宗介绍说：“马周是清河茌平（今山东茌平）人，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尤其精通先秦诸子的典籍。由于自负才学出众，清高而孤傲，郁郁不得志。出仕后，他当上了一名低级文职人员，可他认为这对他是大材小用，做的很不开心，整日里以饮酒为乐，不务正事，他的狂放不羁受到当时博州刺史的责骂，说他不是做官的材料，马周一怒之下挂冠离职，拂袖而去，离家远游。他穷困潦倒，经常受人欺凌，历尽艰辛来到长安，住在臣家，乃当今一大奇士也。”太宗听了常何原原本本的汇报，十分惊喜，没想到你常何门下竟有这样的奇才，当即下令：朕要马上见见这个马周！可是，派去召见马周进宫的人去了，好半天还未回来。太宗等不及了，又派人去催。派的人回答说“就来”，但还是不见人影，太宗又叫人去催。如此一连四次，马周才从容进宫。《贞观政要》说，“(马周)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可见李世民之求贤若渴，一点也不亚于刘备的三顾茅庐。等到马周谒见时，太宗又向他咨询国事，两人相谈甚欢，十分投机。太宗非常赏识马周，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便立即安排他到掌管机要的门下省任职，不到一年，又授予他监察御史之职，后来加官至中书舍人。再到后来，贞观十八年(644年)，马周已升迁为中书令并太子左庶子，也就是当上了当朝宰相和皇太子李治的老师，成为了唐帝国的栋梁之臣。唐太宗为了表彰马周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亲自为马周题辞：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对马周所做的一切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在这名臣云集，大贤辈出的唐朝初年也是不多见的。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马周因为一直为国事操劳，在长期的工作中积劳成疾，最后一病不起。唐太宗见到马周病倒了，便派当时医术最好的名医给马周看病。并且唐太宗还亲自为马周熬药，还命皇太子李治以弟子礼来看望马周，希望他能早日康复。马周也想继续为大唐的发展壮大再多做几年，可惜他的身体已经到了无药可治的地步，终于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这一年只有四十八岁。他在临死之前，命家人把他这十几年给皇帝上的奏折统统烧掉，并说：春秋战国时的管仲和晏子经常数落国君的错误而出名，我不想做这样的人。马周死后，唐太宗为他举行了规格很高的国葬，并特别把马周的遗体陪葬在自己的皇陵。

       据国学网介绍，陈蕃（？－168年），字仲举，汝南平舆人氏（今河南平舆北）。东汉末大臣，汉桓帝时为太尉，汉灵帝时为太傅。蕃为官耿直，桓帝朝时因犯颜直谏曾多次左迁；灵帝朝虽得信任重用，却因和大将军窦武共同谋划翦除阉宦，事败而死。陈蕃在当时“海内希风之流共相标榜”的名士品题中，被尊为“三君”之一。“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后汉书?党锢列传》)另二君是窦武与刘淑，这两人其实是因缘际会的人物，在文化史的意义上没有什么分量；窦武号为三君之首，只是一个政治人物。三君以下，才是“人之英”的“八俊”，即李膺、杜密等辈；以次是“能以德行引人”的“八顾”，即郭泰、范滂等辈，是汉末名士中最典型、最能代表清议人物风采的人物；“能导人追宗”的“八及”，即张俭、岑喱等辈；“能以财救人”的“八厨”，即度尚、张邈等辈。在清议名士的这个名单中，陈蕃不但是当时为人所宗，也是后世凛凛然有生气的人物。陈蕃少年时就有“名士风流大不拘”的派头，虽然还不到魏晋放诞之士那样衣服也不换洗、脏到长虱子而扪虱清谈的地步，但环境卫生确是很马虎的。不打扫庭院便史有明文，《后汉书》本传道：蕃年十五，尝独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后人在谈到陈蕃时，常会提起他的少年之志，如陆游在《读陈蕃传》一诗中写到：“莫笑书生一卷书，唐虞事业正关渠。汉廷若有真王佐，天下何须费扫除。”杨万里亦有“仲举高谈亦壮哉，白头狼狈只堪哀。枉教一室尘如积，天下何曾扫得来?”之句。徐孺子即徐稚，一贯崇尚“恭俭义让，淡泊明志”，不愿为官而乐于助人，世人称“南州高士”。陈蕃曾多次赠粮给徐孺子，但徐稚认为“非自力而不食”，就把粮食都送给了其他贫苦人家。徐稚家境贫穷但他淡泊名利，不愿出世为官，当时陈蕃任豫章郡太守，极为敬重徐稚，礼聘请徐稚担任功曹。徐稚尽管不愿为官，可也不得不登门答复，但拜见过陈蕃后就告退了。陈蕃任职期间从不接待宾客，然徐稚来的时候，却特地为他摆设了一塌。徐稚走后，陈蕃就将塌悬挂起来，再也没用过。汉桓帝死后，刘宏即皇帝位，是为汉灵帝。时窦武被封为大将军、陈蕃被擢为太傅，定计铲除宦官势力。168年5月，窦武在陈蕃的建言下，上奏窦太后诛灭宦官，结果“专制省内”的宦官管霸、苏康被处死；是年8月，窦武、陈蓄欲上书窦太后诛杀曹节等宦官，不料窦武当断不断，事未行便被宦官发现，于是以曹节为首的宦官集团将汉灵帝拥进德阳殿，以武力威胁尚书官属令其作诏，拜宦官王甫为黄门令，与郑飒共劫窦太后，夺其玺印。又使郑飒持节收捕窦武，结果窦武失败自杀，窦太后亦被迁于南宫。陈蕃听到事变消息后，率官属诸生80余人拔刀突入承明门，终寡不敌众，被执处死。《后汉书·陈王列传第五十六》记录了陈蕃的最后一幕：蕃时年七十馀，闻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馀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攘臂呼曰“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王甫时出，与蕃相迕，适闻其言，而让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大臣若此，是为道邪。公为栋梁，枉桡阿党，复焉求贼？”遂令收蕃。蕃拔剑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围之数十重，遂执蕃送黄门北寺狱。黄门从官驺蹋蹴蕃曰“死老魅，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不？”即日害之。一个白头老翁临危不惧，奋不顾身，螳臂挡车似地犯难而进，仗剑抗愤，那风骨气概确是千古下凛凛有生气的。陈藩为人性格刚毅，常常犯颜直谏。公卿们廷议征讨“山贼”，下诏举孝廉、茂才，他都要上疏批驳，说小民作恶，罪在官吏侵暴，武力不能解决，要澄清吏治才是；朝廷人员已经够多了，择善用之，简恶去之就行。何必事事下诏，开倖进之路？一顿驳，驳得公卿同僚人人侧目，只得把他外放作豫章太守，免得碍事。诸如此类前后以谏诤直切而触怒皇帝，或以办事不留情面而得罪权势，多次被免职或黜降，但威望则愈来愈高。《世说新语》开卷第一条就写的是他：“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刘注引《海内先贤传》云：“蕃力尚书，以忠正忤贵戚，不得在台。”与不容于权贵的同时，京都太学生们则奉为圭臬。当时在朝任官而有天下重望的，就数他和李膺、王畅，《后汉书·党锢列传》道：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日：“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由于负天下重望，他几次被谪降，三次免职，朝廷迫于舆情，仍不得不一再起用，从尚书令、大鸿胪、光禄勋、尚书仆射做到三公之首的太尉，最后拜太傅，录尚书事。身为朝廷柱石，不断和宦官斗争，党锢事起，李膺等被下狱考讯，陈蕃以“使身首分裂，异门而出，所不恨也”切谏。宦官们对他恨之入骨，但因为他是朝野具瞻，不敢轻易加害，只能策免了事。陈蕃再次起复后，痛感不除阉宦，国无宁日，决心与窦武协同剪除宦官。事泄后，也是他自己闯上去在宫中被害的。他死得十分壮烈，被尊为“一世之宗”，堪为清议名士的“婞直之风”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