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本质是生产效率的提高

　　宋鸿兵从古代人在打猎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分工讲起。他将打到的猎物比喻为储蓄，不断升级的弓箭比喻为投资，猎人用剩余猎物交换衣服视为消费。

　　他认为，人类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如何捕到更多猎物，交换更多消费品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关键是弓箭的不断创新(投资)，使得人们打猎物更快更多。因为有了更多的猎物积累(储蓄)，才可以换取更丰富的衣服和用品(消费)。

　　因此，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技术不断进步、分工不断细化。概括成一句话，就是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他认为，今天的经济生活比远古复杂万倍，但万变不离其宗。经济发展的本质仍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为例，宋鸿兵说，大城市的房价高，不是房子本身升值，相反，房子的砖、墙、地板等一直在贬值，真正升值的是房子下面的土地，背后是城市化使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更进一步说，是生产效率高的人集中到了城市。

　　从这个角度分析，城市化的本质不是盖楼和修路，而是如何使资源的使用更集约，从而使人们的生产效率更高。否则，以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只是一个伪命题，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个伪命题一样。至于很多所谓专家提出的“战争能促进经济增长”、“灾难能帮助摆脱经济危机”、“印钞能带来经济繁荣”等，根本不值得一驳。

　　货币与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呢？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本质，两者的关系也就不难理解。虽然储蓄、投资、消费都离不开货币，但货币并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因为它不能直接带来生产效率(弓箭制造)的提高。货币价值的本质在于降低交换的成本(猎物与衣服)。

　　货币天然是金银

　　货币演进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中国创立文字时，承担货币功能的是贝壳，所以“财”、“贷”等与钱有关的，多是“贝”字旁。英国、古希腊等也都使用多种各具特色的“货币”，比如木棍、烟草等。

　　综合东西方的历史，有2000多种物质担任过货币的功能，但最后胜出的是金银，所以马克思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可以说，金银是人类历史的共同选择，不仅仅是中国最后选择了金条和银元，西方也是一样。原因很简单，金银克服了所有前任替身们的缺点。

　　币值稳定是经济大船之猫

　　纸币最早取代金银的货币地位始于中国的宋代。当时四川缺少铜，人们做交易不得不大量使用铁钱，一宗大生意动辄几车铁钱，很不方便。因此，四川的十几位大商人约定，交易时以铁钱的收据(仓单)取代铁钱，取名“交子”，拿交子可到指定的仓库换取铁钱。

　　交子出现后，因为降低了交易成本，在一段时间地促进了四川的经济增长。但不久，人性贪婪的本性开始发作，商人们多印几张交子就能换取想要的任何东西，于是争相偷印，最终使交子根本无法兑现相应的铁钱，购买力大降，遭到人们的唾弃。

　　1024年，北宋政府出面，全国发行“官办交子”，每一份交子有三分之一的钞本抵押。在最初的100年，“官办交子”的发行还比较有节制，后来人性贪婪的本性再次爆发，钞本逐步降到60分之一，并最终放弃钞本抵押，造成整个经济的混乱和国家的灭亡。在货币制度上，南宋只是北宋历史的重复。

　　币值稳定对罗马帝国的命运也至关重要。公元前54年到公元54年，罗马金银币高度稳定，社会繁荣，但54年之后，金银币开始贬值，到268年，罗马银币纯度已经仅剩4%，到350年，币值已经只剩下全盛时期币值的3000万分之一，经济的混乱最终导致社会的崩溃和国家的灭亡。

　　君士坦丁大帝在东罗马重建货币体制，拜占庭的金币纯度一直保持到1034年，稳定了800年，东罗马也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稳定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

　　人性是经济学的第一定律

　　宋鸿兵认为，人们有史以来，本质上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财富创造，一是财富分配。币值不稳定的根本都是人性贪婪作祟，不断在财富分配上做手脚。最终，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不仅彻底消磨了财富创造的动力，而且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古今中外，王朝的覆灭，大多不是源于外敌入侵，而是币值不稳造成经济乱象众生。币值不稳，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最受打击的是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人们不敢储蓄，也就没钱投资，生产效率自然难以提升，社会最终无法发展，只能挖空心思参与财富分配的游戏。

　　宋鸿兵认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因为历史背后的人性惊人的相似。因此，人性不变定律是经济学的第一定律。货币演进的历史，尤其是近代货币制度的历史，就是人性不断在贪婪与恐惧这两个极端之间反复震荡的历史。

　　他通过研究发现，美国1929年代和2007年金融危机的暴发点，都是90%的人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到50%，他将此称为经济稳定的临界点。当90%的人都感觉到收入分配不均，社会稳定自然难以保持。

　　全球经济被美国主权信用绑架

　　宋鸿兵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张收据，购买力才是其真正的价值。中国连续多年货币超发，使货币的购买力不断缩水，以当前货币真实购买力的下降速度，不敢测算30年以后需要多少钱才足够养老。这种货币制度其实已经造成企业家和个人对未来预期的恐慌，导致决策上的各种短期行为，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与道德成本。

　　中国的问题与美国有关，因为人民币真正的锚是美元。美国在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散之前，美元与黄金(1607.80,1.70,0.11%)挂钩，全球经济大船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锚。但之后，美元不断贬值，今天1美元的购买力只相当于1971年的5%。人性的贪婪失去制约，全球经济随之进入危险的通道。

　　宋鸿兵说，美元的锚如今只剩下美国的主权信用，而这个主权信用正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因为自2008年以来，美国的财政赤字一直在GDP的300%以上，这也是他坚持认为全球仍未走出金融危机的原因。尤其是考虑到全球利率掉期产品高达300多万亿美元，是次贷产品规模的6倍。一旦利率上升，全球经济将再遭遇一次更严重的金融危机。
　　以美国当前的状况，美联储即便一直保持低利率，随着债务利息在GDP中的占比不断提高，美国主权债务失约的风险仍与日俱增。如果没有革命性的措施出现，美国这艘大船将在2050年之前沉没，只会早不会晚。人民币如果继续以美元为锚，风险巨大。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最后，宋鸿兵表示，经济发展的本质除了生产率的提高，还与人口结构有关。

　　美国1961年婴儿潮出生的群体在2008年刚好47岁，而47岁是人们消费的最高锋，这令美国更难真正走出危机。因为下一波劳动力人口数量明显下降，同时也走过上一波人口消费的高峰，这个因素叠加，使经济活动自然出现萎缩。

　　在这方面，中国不仅面临与美国类似的问题，而且更加严重和复杂。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是中国人口的高锋，他们如今正先后走过47岁的消费高峰，与美国2008年情况类似。1970年代出生的人口数量相比1960年代下降30%左右，1980年代出生的人口数量因为计划生育，下降幅度更大。因此，仅从人口结构来讲，2020年和2030年，对中国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